作为“近代文学开山”的龚自珍对于近代（也包括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先“维新”后“保皇”的康、梁师弟，到世称“民主革命先驱”的南社诸子，以至郁达夫等，都不同程度地从定庵身上汲取着营养，进而熔铸成自己的文学品格。其中尤以南社诸子为最。
对定庵推崇最力者允推南社盟主柳亚子。1908年在《南社丛刻》第二集他发表著名的《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绝句》，其三即论定庵：“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1912年在《民声日报》的《新刊介绍》专栏，柳氏再次借介绍《定庵集外诗》的机会申说对龚诗的具体看法：“定公之诗，以骚雅之骨，会仙佛之心，绝伦超群，自成一家，三百年来仅见此子，非摹拟西江者所能梦见”。“摹拟西江者”谓陈三立、郑孝胥为首的“宋诗派”，当时南社诸子瓣香定庵、鄙薄陈郑蔚成风气，亚子亦其间一端而已。他的这些说法影响甚大，后来姚德钧、王德钟等论龚诗都走了同样的路子。
在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的大力鼓吹下，南社精英多以定庵为创作及人格楷模，几乎到了顶礼膜拜、铸金事之的程度。对此，朱慕家（剑芒）《南社感旧录》有形象的记述：“在某一时期，龚自珍之《定庵集》大盛，南社中其浸淫于龚集者，实繁有徒，如十眉、大觉、悼秋、莘子、病蝶辈，竟能背诵龚之全集，以集龚相尚……革命先烈如宁调元、周实丹，亦尝醉心于龚诗，颇多集龚之什”（福建《人报》，1943、10、2）。他提及的“浸淫”标志有二：一是部分人“竟能背诵龚之全集”，二是“集龚”，以此来证明南社诸子崇拜龚氏风气之烈还是很中窍要的。
朱剑芒文中提及的“以集龚相尚”的几位：余其锵（十眉）、王德钟（大觉）、悼秋（顾无咎）、凌景坚（莘子）、黄复（病蝶）确是龚自珍的忠实“拥趸”，其中又以余十眉用力最勤，“集龚”的成就最高。胡朴安《南社丛选》中选其诗三十首，“集龚”者即占二十八首，可见他嗜好到了何种程度。先读《悼亡妻淑娟，集龚句》组诗中的几篇：
诗谶吾生信有之，蠹鱼零落我归时。安排写集三千卷，留报金闺国士知。
风鬟雾鬓觉伶俜，春夜伤心坐画屏。十一年来春梦冷，佩声耳伴尚泠泠。
我自低迷思锦瑟，一钗一佩断知闻。扪心半夜清无寐，此是平生未报恩。
那向如花辨得明，词锋落月互纵横。米盐种种家常话，肯向渠侬侧耳听。
依照对“集句”的一般认定，作为“文字游戏”，它是不能够负载真纯的感情的。可余十眉却正是用这种形式写下了对早逝的妻子的悼念，且毫无牵强造作，满纸是深情的追忆、纯挚的思念。这不是明明与我们熟悉的文学概念相冲突的么？其实早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就有集杜五言绝句二百首的鸿篇巨制，在《序》中他如是说：
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自能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
那么余十眉辈之于龚定庵又何尝不是如此？看来，对诗歌史程素来“睥睨”的“集句”一体我们也还有反思的必要罢。
余十眉能以集句写情爱，也能写悲凉。再读《集定公句赠芷畦》，芷畦为其同乡好友周斌字：
小别河山劫外天，梦回清泪一潸然。书生挟策成何济，枉负才名三十年。
南社诸子不乏热血刚肠之人，但如宁调元烈士（1873－1913）为民主革命而捐躯，仍可称为翘楚。其诗肝肠似火，色笑如花，能副其为人，集龚之作亦同此特色。试读《感旧，集定庵句》与《集定庵句简鹓雏、楚伧》：
莫恨今生去日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百年心事归平淡，甘隶妆台伺眼波。
连宵灯火燕秋堂，歌板无憀舞袖凉。等是才华不巉削，勿徒须鬓矜斑苍。逢君只合千场醉，篆墓何须百字长。误我归期知几许，南风愁绝北风狂。
宁太一并不以“集龚”著称，这两首却很得龚自珍的神韵，乃是南社集龚诸作的上品。后一篇七律气韵苍凉，对仗工稳，尤其难得。
其时南社“集龚”者尚多，朱文提及的其实远非全部。如宁调元的同乡、湖南醴陵人傅熊湘，字屯艮，号君剑，诗、文、词兼工而尤以诗成就为高，《南社丛选》有诗102首，仅次于陈去病，还在柳亚子之上。其诗有才有情，有势有力，总非凡响。集中亦有《三怀诗集定庵句》分赠柳亚子、高钝剑、陈去病。读《柳亚子》一首：
二十高名动都市，万千哀乐集今朝。中年才子耽丝竹，尘劫成尘感不销。
短短四句，很能见出柳亚子的神采，也深具定庵绝句的韵味。
再如杨铨（1893－1933），字杏佛，江西清江人，即鲁迅名篇“花开花落两由之”所悼念的主角。杨铨为著名民主人士，政声大于文名，而其诗亦可观。读其《感事十绝集定庵句》中的三首：
风云才略已消磨，光影犹存急网罗。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
万马齐喑究可哀，高吟肺腑走风雷。田横五百人安在，悄向龙泉祝一回。
雄谈夜半斗牛寒，泪渍蟫鱼死不干。吟到恩仇心事涌，忽收古泪出长安。
奇气纵横，悲慨无端，正是龚定庵的格调。
还值得一提的是，南社诸子不仅有很多个人的“集龚”之作，甚至还有“集龚联句”这样文学史上空前的现象出现。1916年9月12日夏历中秋，柳亚子、王德钟、余其锵、凌景坚、黄复等雅集于吴江黎里，集龚自珍诗为《寱词》二十四首。黄复《寱词集龚联句诗引》写道：“遭逢时变，每念平生；坐看孤花，恍如隔世……意托微言，略似史家之野获；诗多苦调，本于词客之哀时。昔人云，伤心人别有怀抱，殆斯之谓也。么弦自鸣，孤襟独艳；世多同好，当有解人”。这其中透露了两层消息：其一，在“遭逢时变，每念平生；坐看孤花，恍如隔世”的凄冷心境中，“集龚”成为抚平他们焦灼的一剂“清凉散”，一种精神寄托；其二，在他们眼中，龚自珍的诗歌即是“意托微言，略似史家之野获；诗多苦调，本于词客之哀时”的“伤心人别有怀抱”之作，这无疑是与他们心有灵犀、今古沟通的。可是对于这样“么弦自鸣，孤襟独艳”的怀抱，又有谁是真正的“解人”？一种落寞而热切的心情跃然纸上，同时为我们提供了龚自珍之于南社影响的绝佳例证。
切勿以为“集龚”只是部分文人的偏嗜或游戏文字就一带而过、忽略不提甚至大张挞伐，那将会导致我们漏掉这一现象中包孕着的很丰富的文学信息乃至文化信息。
首先，“集龚”意味着对龚自珍诗歌的极度熟稔和涵咏，也就意味着定庵对其决定性的影响。那么，研究“龚自珍与近代（现代）文学”、“文学史对龚自珍的接受”等等重要课题，“集龚”就是一个必须强烈关注的焦点；其次，“集龚”代表着一代文化精英对定庵的高度评价。诗史上自来有“集陶”、“集杜”、“集李（商隐）”、“集陆”等风气，“被集者”必须在人格、艺术两个层次被“集者”极其认同，才可能出现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换言之，在南社同人的心目中，龚定庵的诗歌成就必已跻身于诗史的“第一流”地位，且与自己息息相通，才具备“被集”的资格；再次，这些“集龚”者或为革故鼎新的民主先驱，或为眼高于顶的当代才人，他们形成“推崇”某一诗人的共识谈何容易！然而这个诗人不但有，而且出自诗史程上向来不大瞧得起、因而经常语焉不详的清代！这难道不是从一个层面上反射着清代诗歌尚被我们漠视的成就吗？复次，集句作为中国诗歌创作的独异现象，一直罕被齿及。即或有之，也大都对其内在驱动、艺术形貌、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缺乏公正评价（关于“集句”的功能性等问题，可参见马大勇《朱彝尊<蕃锦集>平议——兼谈集句之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而南社诸子正以他们大量出色的“集龚”之作为“集句诗歌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集句”研究特别注意。鉴于上述缘由，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南社的“集龚”现象进行一点粗略的梳理，因作此小文，为抛砖之用。至于更深入、更广阔的研究，则尚有待于博雅君子、同好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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